一种常见的观点就是将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作为人权的本质。
其二，我国宪法的平等原则并非仅仅要求形式平等，而是在形式平等基础上追求实质平等。理解民族就业不均衡现象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自然或历史因素的一般性追问，而是应当深入到国家就业政策和劳动保障制度的层面。
首先，相关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雇佣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的比例，规定民营企业承建国家公共投资项目时雇佣就业困难民族的法律义务及其违法责任，对于积极雇佣少数民族等就业困难群体的普通企业应当予以必要的财政与税收优惠。民族平等不仅是《宪法》序言和总纲所载明的国家政治义务和基本国策，而且经《宪法》第33条竞合后，民族平等既是一项宪法基本原则，也是一项具体的宪法基本权利。《宪法》总纲中载明：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为此，我国应当加强平等原则的宪法实施工作，完善少数民族就业纠偏行动的相关立法，实现禁止歧视与纠偏行动的立法平衡。五、少数民族就业纠偏行动的域外法治经验 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利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责任。
第二，纠偏行动侧重于选举和担任公职等政治权利，轻视社会经济权利中的劳动就业平等。《宪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2000年，我国劳动适龄人口为7.85亿人，其中汉族为7.22亿人，少数民族为6320万人。
⑧根据中央人民政府2009年公布的信息，近年来内地赴新疆务工的农民工每年都保持在近200万人。规范性法律文件在述及少数民族劳动就业权利时，多采取禁止性规范，较少采取授权性规范，普遍强调国家对于就业歧视的消极禁止义务，对于国家实施少数民族就业纠偏的法律责任规定并不充分。在初步证据阶段，原告必须证明被告的雇佣政策或措施对被告所在的群体具有显著的不成比例的排斥。(11)韩大元、林来梵等：《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他将合法性、合理性和公开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47]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以下。
如果连在根本上存在政治色彩都不能否定,也只有将民主主义法关系的优越性当作前提。其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有关法律和行政管理法规的规定处理，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74]如果结合宪法第85条来理解，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参见[德]E. - W. B?ckenf?rde：《法治国家概念的成立与变迁》,载《现代国家与宪法?自由?民主制》,初宿正典编译,风行社1999年版,第31页。
形式法治国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及前近代势力的要求是吻合的。[54]参见王琅灿主编：《行政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以下。因而，在形式法治国时期，就形成了法治国家=法治行政=依法律行政+行政裁判的等式。1985年,有学者引用美浓部达吉在《日本行政法撮要》中的四项原则观点,并认为美浓部这些概括的基本精神可称为依法行政,它是资本主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参见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这种对合法性的要求在近代立宪主义的潮流中当然就意味着要依据议会的法律（Gesetz）。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地干预社会，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了。
依法律行政如果没有下位法对法律的具体化，也会因法律的原则性而导致行政无序、擅权甚至专横的局面。被誉为德国行政法学之父的奥托·迈耶认为，法治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以法的方法规定对臣民作出的行动，国家在行政上也承认并保持法秩序和臣民的权利。
虽然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但行政法规只是执行的一种方式（这相当于法律的法规创造力）。近些年来，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诸多成就，当然问题也不在少数。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设立平政院，制定了行政诉讼法。法治主义并无对应的德语，意为法治国的原理。他们基于理性法的立场主张，法是让自由而理性的存在者能够共存，调和人与人之间悠意和自由的各种条件的总和。第一个原则是阐明法律支配的直接内容，第二和第三个原则是显示行政与司法的不同之处。
[17]19世纪德国各宪法中采用了法律保留的条款，这是议会与君主抗争的结果。[24] 1903年，曾留学德国的美浓部达吉（1873-1948）将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译成日文，积极传播其法治国的思想。
[57]这与前文林纪东的解释类似，均看到了委任立法的现实影响。[20]参见[日]上杉慎吉编：《穗积八束博士论文集》,1913年版,第186页以下（初出《国家学会杂志》3卷33号,1889年11月）。
[5]参见前引[3],高田敏书,第308页。[23]换言之，侵害保留说的法律保留是依法律行政原理的核心要素。
这种行政裁判模式的确立让德式法治国家占据了上风，英式法治观也在此后堰旗息鼓。现代为‘依法规行政，为行政行为之根据者，不限于立法机关通过之狭义之法律，且包括宪法、条约、命令等在内……命令之为行政行为之根据，原为昔日已有之现象，惟现代由于委任立法之发达，与命令范围之扩大，内容之加强，命令作为行政权作用之根据者，乃益见增加，故现代行政法之基本原则，为‘依法规行政，而非‘依法律行政。行政权应受法的拘束，是法治主义的中心息想，这也称作依法行政。收容遣送、劳动教养等制度均在很大程度上因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而被废除。
日本采取德国型立宪国家化的过程中，自然继受了法治国一词。至于如何实现法治国家的要求，迈耶认为，司法自始就没有问题，所要规范的是司法之外的国家行为，法治国就是经过理性规范的行政法国家。
对法律保留的态度可谓依法行政与依法律行政的重要分水岭。[16] 依法律行政原理是以确保行政的合法律性为目标，而非以保障人的权利、自由为目的，只是间接保障了权利和自由。
在学术界，依法律行政也一直是主流声音，只是在后来才出现了依法行政或依法规行政。在实施层面，随着自由民主意识渐渐增强，法律保留原则逐渐受到重视。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治国家概念（Rechtsstaat）形成。显然，这一说法与施塔尔一脉相承，甚至更为纯粹。[81]立法法这一条款的本意或许在于控制专门的授权决定（如1984年、1985年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决定）,但也应能控制法律中的授权条款。协助制宪、参与修宪的许崇德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这样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通过的决议，由国务院执行。
依法律行政不仅代表着行政与法的关系，更代表了行政权与国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36]参见王贵松：《美浓部达吉与中国的公法学》,《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5期,第115页以下。
四、现行宪法对于依法律行政的立场 从依法律行政擅变为依法行政，不仅与方法论有关，更有现实的背景。之所以出现认识上的依法治民，或许与依法行政的去价值相关。
对于私人的违法，行政机关拥有必要的惩戒制裁手段，而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必须强调行政合法性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最强烈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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